我办水泥厂的回忆
■王 涛
（一）华记水泥厂拆迁及华中水泥厂建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天津失陷，形势危急。当时，我在唐山启新水泥厂任总工程师，目睹冀东傀儡政府卖国求荣同日本人相勾结，狼狈为奸。有一次他们硬拉我去赴宴，有个日本军官一边敬酒，一边叫嚷中日友好。我不能跟侵略者干杯。于是，我决定辞去启新水泥厂的职务，到大后方去。几天后，我便只身一人去武汉。
★王涛
离开启新，一时没有工作，我去找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，他是我的老熟人，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你看看再说吧。”不久，南京失守，翁文灏得知我已经到了武汉，找到我说，他想把华记水泥厂拆迁到后方去，叫我一道去，我表示同意。但是又觉得华记产权不在我手里，我已经离开了启新，无权代表启新迁厂。我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翁文灏，他说：“这不要紧，拆迁是国防需要。”后来，政府下了一个命令给我，并且由资源委员会借给我60万法币作为迁建费。我接到政府命令后，立即写信给启新，请他们赶快派人同经济部交涉。启新派卢开瑗来武汉磋商，卢代表启新公司同意拆迁，并且授权给我管理这个厂。我就组织一批骨干人员，总共不足一百人，成立了拆迁队。这批人都愿意参加拆迁，到内地去工作。那时国内局势非常紧张，日寇已经侵占了安庆，逼近九江，拆卸时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我改变了原来拆走全部机械的计划，决定只拆一套设备。我们边拆卸边派张宝华总工程师到湘西勘选厂址。张宝华是华记水泥厂的老技术人员，是最老的一位工程师，曾在美国留学。后来，我又亲自到湘西勘察厂址，发现距辰溪六公里处的梨子湾条件确实很好。这里隔麻阳河对岸有辰溪煤矿和电厂，石料山离厂仅一公里。原料、能源条件尚好，唯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差，于是决定在梨子湾建厂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，才把一整套机械设备运到辰溪。迁到辰溪后，全部机械由我们自己安装。技术工作主要由工程师张宝华负责，张诲音协助，其他专业人员有卓幼山、陈希圣等负责会计、运输工作。启新驻汉口办事处除经理胡慕伊愿意跟我们走以外，其他人都不愿去。工人方面，工头都愿去，有机修厂的陈续明、大车房的丁甫根、窑房的张嗣斗、磨房的乔元贵。骨干技工大部分愿意走，还有一个修钢丝绳的工匠，我们也请他一起去后方，并且给他比较高的工资。土建方面，在汉口找到屈炳良工程师，他是我在北洋大学时的同学，原来在“冶钢”主持土建工作。还找了一个扬子建筑公司的朱剑南工程师，他带来一批熟悉的小包工。就这样配套安排好了人马，由翁文灏出面把我们介绍给一个号称“湘西王”的军阀陈渠贞，请他帮助建厂。陈很高兴，专门派一个参谋来为我们解决与地方的纠葛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于1939年12月1日在一片荒地上把工厂建成投产了。
★华中水泥厂全景图
工厂开办时叫华中水泥厂，产权仍然属于启新洋灰公司。当时，我任华中水泥厂厂长，下面的人员均由我安排，基本上都是老人，副厂长是启新驻汉口办事处经理胡慕伊，技术人员几乎全是华记原班人马，如张宝华、张诲音，化验室的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室人员也基本上是华记厂里的人。华中水泥厂之所以能够迅速办起来，主要就是有这么一批骨干力量。他们技术熟练，精通业务。此后，我们每年还陆续吸收一些新人，大都是技术人员，其中如湖南大学毕业的杨克球、余裕嘉，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胡宏泰，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丁原松，上海专门学校毕业的黄有丰等。这批同志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赴全国各单位，成为业务骨干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一定作用。
华中水泥厂在那时建立了一整套人事管理制度，我的用人原则是，骨干力量要动员他们留在厂里，厂搬到哪里就带到哪里；不起作用的人一律刷掉。这样，虽然人员减少了，技术力量始终没有削弱，办事效率反而提高了。
华中水泥厂建成投产后，生产形势比较好，销售市场主要在长沙、桂林、衡阳等地，水泥大部分供应湘黔铁路。
公司成立后，用增加的资本购回必要的设备和器材，进行修复工程。蒸汽机是华中厂的总动力，此机被炸坏，无法开工。我命令杨克球，要他设法修好。杨克球立即邀请了丁甫根、陈续明、武义芳、陈小毛四位高级技工，研究抢修方案。在全厂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努力下，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让工厂恢复生产了。
1943年，日本鬼子打到了衡阳、桂林一带，我们的运输线被切断，产品滞销，只有停产。直到1944年初，盟军在太平洋开始反攻后，美军进入昆明向湘西推进，急需水泥在芷江修建飞机场，我们才恢复生产。
日本投降后，由于时局的影响，生产出的水泥没有销路，存货满仓，库存熟料和水泥有好几千吨，又被迫停止生产。1957年6月28日，根据国家建材工业部指示，将华中水泥厂的全部资产移交给湖南省工业厅。
（二）昆明水泥厂的筹建
1939年底到1940年初，我接到昆明一位朋友来信，得知很多厂搬到昆明，建厂急需水泥，劝我在昆明办一个水泥厂。在朋友的劝说下，我立即到昆明了解情况并勘察了一下地形，觉得建厂条件很好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电力都有，运输也方便，可是建厂还缺资金。我就找云南富滇新银行的总经理缪云台洽商，得到他的支持。但是他的财力也不足，我就联络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合办。当时华中水泥厂资金不足，主要是靠这几家银行投资，由我筹建，并且负责技术、经营管理方面事宜，名称定为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。公司成立了董事会，选举缪云台为董事长，我任总经理，公司还缺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，设备也没有，真是白手起家。我想起了茅伯笙，他是我的同乡，那时他刚刚从英国回国，他原来是中国水泥厂学徒出身，通过自修，于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后，又就读于大夏大学经济系，成为会计师。他思想深入细致，能吃苦，很有才干，抗战前到英国去，抗战后回国，在政府部门找了一个不相干的工作，我请他到公司来负责经营管理，他立即同意。
★由华中水泥厂投股建设的云南昆明海口水泥厂
技术人员，我是找的中国水泥厂流亡到后方去的一些人，有总工程师裘夑蕃，江南水泥厂的胡庆泉，中国水泥公司的陈作新。我与陈1926年在中国水泥厂化验室一道工作过，他也是老资格。这三个人中，一个学水泥工艺，两个学习机械，都是昆明水泥厂的技术骨干。后来，我们还招进了一批西南联大的毕业生。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配备了，可是设备还没有着落，到国外订货至少要一年多，能否运来毫无把握。怎么办呢？经过考虑，我决定搞立窑。这种立窑，我在德国看过，但没有研究过。资料、书本、图纸一概不在身边，我就同胡庆泉，裘夑蕃三个人一起自己设计，由我出主意，他俩画图，终于把立窑图纸设计出来了。更困难的是磨子问题，磨子即使设计出来了，也没有厂家制造。我就去找丹麦史密斯公司联系购买，这家公司同我有交情，江南水泥厂建厂时的机器，就是在我的主持下向该公司购买的。我向史密斯公司提出我们急需一套水泥磨子，他们就把别家工厂定购的先卖给我们用。当时，海防失守，就改从缅甸仰光抢运进来。没有过多久，缅甸这条线也断了。那套磨子，是比较先进的，既可磨原料，又可磨水泥。
昆明水泥厂，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就建成投产。刚开始，烧不出水泥，经过多次试验，终于试产成功，而且质量也很好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昆明水泥厂交给云南省政府，成为云南省最早的水泥工业基地。
（三）大冶水泥厂的筹建
1942年前后，我们将昆明、华中二厂合并，成立华新水泥公司。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由翁文灏担任，副董事长是霍亚民和缪云台，董事有吴鼎昌，我任总经理，副总经理是茅伯苼、施奎龄。这期间，我们又先后和江西省建设厅合办了江西泰和水泥厂、接办了贵州水泥厂。
1944年，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。我深信抗战必胜，战后要恢复和建设，对水泥的需求量一定相当大。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，我决定扩大规模，增加生产，着手筹办大冶水泥厂。正在此时，我们获悉发行美金储蓄券的交通银行有冻结美金储蓄券（即不能兑现美金）的意向，便决定及早把持有的美金储蓄券用掉，随即派总工程师张宝华到美国洽购机器。日本投降后，机器就订下来了。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总公司迁到了汉口。这时，公司人事上有些变动，施奎龄离开辰溪到重庆去了，副总经理茅伯苼和总公司大部分职员迁到汉口办公，陈作新主管留下的一部分职员并主持昆明厂全部业务，辰溪厂由于水泥滞销停产，一部分职员调到了汉口，大部分技术员工到了大冶，集中力量兴建大冶水泥厂。新厂筹备处主任是陈育麟，副主任是屈炳良，我是第一个到汉口筹建新厂的。
★大冶水泥厂建设厂景图
新厂的筹建，开始就不大顺利，买地首先遇到麻烦。当时，地方势力十分猖獗，张口要钱，经常敲竹杠，有时随便抓我们的人索取赎金。我们虽然有翁文灏作后台，他那时当了行政院长，但鞭长莫及，管不到下面来。筹备处主任陈育麟是技术人员，对付地方势力不得力，副主任屈炳良正生病请假，我看事情非常棘手，就从外地请了两个人来，一个叫张传奇，是学机械的，曾留学德国，在国民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，他在企业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，翁文灏很信任他，但是他对付地方势力也不行。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范正桐，此人在抗战时与茅伯笙相识，是学经济的，曾经留学日本，当时他在国民党国防部某厅工作，任少将，又是本地人。我找到他说：“请你到我那里当副厂长，你愿不愿意来？”他表示愿意。我问：“你怎么好从军事机关出来呢？”他说他自己有办法。他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里来，主要是工作稳定，待遇比较高。范正桐到厂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比如从美国运往黄石的机船即将到来，由于机器中有重大部件，在上海转口有困难，只好申请行政院批准，准许外轮进入长江。黄石无卸货码头，卸货时间又有限定，我们从上海请来一批专门人员，带来了一批专用卸货设备。当我们把合同签订后，黄石地方恶霸声称码头是他们的，并且私自将上海来的卸货领头扣留起来。这时，情况复杂难办，我们请范正桐出面解决。范找汉口行营中的熟人，以保护驳轮为名，调来一个连的兵力把黄石码头的恶霸抓住，迫使他交出了上海来的卸货领头。船到之后，卸货工作顺利完成。范正桐对华新是有贡献的，一是保证了大冶厂的兴建，二是镇压了地方恶势力，三是在黄石解放前夕组织护厂队，保证了华新厂机器设备的完整无损。
建新厂另外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。办厂没有钱，国内社会、经济危机日益加深，物价上涨，货币贬值，人心惶惶。为了筹集资金，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，最后失败。我们决定发行股票，有钱的人又不肯投资。公司经济万分拮据，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当时财力雄厚的启新也濒临破产。我从上海回厂后，向全厂职工介绍了厂里的困难状况，我对大家说：“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了，只能靠自力更生。要渡过难关，我们必须尽快地安装一台新设备，争取早日投产。”我们把原料、石膏、煤炭、辅机设备卖掉一部分，以维持工人吃饭，与此同时，我们把机器安装工作全部由自己承担下来，包给本厂工人完成，工资先发欠条，以实物折算，不叫工人吃亏。机器安装，我们原来是同美方公司订了合同，由他们派一位安装师进行技术指导，具体操作人员由昆明水泥厂、辰溪水泥厂调人来。美方公司开始派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、经验丰富的安装师，但他怕共产党，来了不久就回去了。随后又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安装师，由于战局发展迅速，共产党节节胜利，美国大使馆也把他调回去了。我们只好自己承担安装任务，既为工厂节约了资金，又使本厂员工在技术上得到了实际锻炼，坏事变成了好事。按照原来的安装图纸，设备的大部分结构是钢筋的，但因为缺乏资金购买钢材，我们就改用木结构，我们在辰溪买下了几座林山，可以采伐木材。用木代钢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，我找来一个叫郑瀚西的结构设计专家，他是上海有名的建筑师，他察看后认为用木材做结构可行。这样，我们的大部分结构是木制的，特别是磨房的木结构建筑，使用了六七年才改建成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。有一次，有个美国工程师看到了这一建筑，十分赞赏中国建筑师的高明技术。
在建厂最艰难的时期，职工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，有一些职工为了让厂里少出售原材料，把家中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借给厂里，我也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了。工人们很信任我，因为我对他们讲过，不管工厂遇到什么困难，我决不跑，一定跟大家在一起，我把老婆孩子从上海迁到黄石。
就这样，在工厂六个月没有发工资的情况下，员工们自己动手安装了1台机器，于1948年投产。可是，临近解放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政府官员、资本家跑的跑，走的走，水泥没有销路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这时，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只有停产等待解放，全厂的职工也和我一样，盼望早日解放。
1949年5月15日黄石获得解放，军代表进驻了工厂。当时全厂职工都把希望寄托在解放来临，因此，解放时工人一个也没有跑。停产时，为了保护工厂不受损失，成立了一个护厂队，一个应变委员会，我也是应变委员会中的一员。机器设备在护厂队的保护下一件也没有丢失，这两个组织为护厂工作做出了贡献。
★华新水泥厂全景图
★由王涛捐资兴建的华新职工文化教育中心
军代表进驻厂里后，了解到工人的困难，首先调来了大批粮食、生活用品，解决职工生活问题；还借给厂里一些资金，维持工厂开工，并且把工厂所欠职工的工资按当时金价折成人民币发还职工，使工厂避免了破产。共产党不仅挽救了大冶水泥厂，也挽救了我，因为像我这样的人，只要工厂一破产，我的信誉就完了。
回顾我办企业几十年的体会，特别是新旧社会对比，感慨万端。社会制度不好，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，企业也无法办好，无法生存。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。我办企业的另一个体会是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第一必须要有事业心，就是办一切事都要围绕企业着想，不能有私心杂念。第二就是要重视人的作用，办事业不一定是人多好办事，要因事设人，要知人善用，发挥人的特长，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。办企业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资金问题，在旧社会，投资的人，首先要看你这个厂赚不赚钱，赚不赚钱这要取决于两个条件，一是产品销售情况，二是经营管理如何，要是管理不善，资金再雄厚，也会走下坡路。
（本文由王涛口述，雪火整理，载《黄石文史资料》1987年第10期。王涛，字松波，1905年出生，1985年去世。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曾任民建中央常委，我国水泥工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，被誉为“水泥大王”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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